BD16147A

摘要： 国家图书馆藏BD16147A系为《唐开元十九年（731）沙州敦煌县籍》残片，虽然仅存四行文字，但却保存了“中男妻”和貌阅的相关信息，对进一步探讨唐代的造籍年次、身份注记和貌阅制度提供了生动的材料。 本文结合唐代的户籍文书，对该残片的定名及有关语辞作了初步考察。

新近出版的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第145册中，收录了一件唐开元时期的户籍残片，编号为BD16147A。 该片系为BD6133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背面揭下的裱补纸，尺寸17×26厘米，原剪为若干块，经缀合后著录为一号。 卷面有剪缺残洞及断裂。 又BD16147B包括6块小残片，均为《开元户籍》脱落后的遗存。 其中4块为素纸，2块有残字痕，大致可辨识出“壹拾叁”字样。 根据整理者的意见，BD16147B与BD16147A原为同卷，但现在已不能直接缀合[1]。

【资料图】

BD16147A现存文字4行，其文曰：

[2]

我们知道，唐代的户籍格式，从敦煌吐鲁番所见户籍文书来看，通常由两部分内容组成。其一是户内家口成员的登录，包括姓名、年龄、身份、户等、课户情况等信息。其二是户内田地的著录，包括合应受田数、已受田数、未受田数、已受田性质（口分田、永业田）及位置和东、西、南、北“四至”等。由此来看，BD16147A所存者实为户内人口，且从第4行仅存“弟”字来看，索崇贞户的人口也不完整。至于户内的受田情况，已全然残缺。就抄写书式而言，此件户主提行书写，而户内人口如母、妻、弟则空一格抄写，且行间距较大，字体隽秀，这种书写格式与敦煌所出户籍文书完全相同。考虑到此户籍残片并无官方钤印，且作为裱补纸用于修补《金刚经》的情况来看，BD16147A的性质当为户籍抄件或草稿。

BD16147A的时代，整理者定为8世纪的开元时期。从第1行、第3行“开元十八年帐后”的信息来看，此件当为开元十九年户籍。按武德七年令，“每岁一造计帐，三年一造户籍”[3]。对此规定，开元七年令、开元二十五年令亦相沿袭。如《唐六典》卷三《尚书户部》谓：“每一岁一造计帐，三年一造户籍。”[4]可见计帐每年都要编造，而户籍则每三年修造一次。不惟如此，每次造籍时，都要参考此前一年一造的手实和计帐。现知敦煌吐鲁番所出开元时期的户籍中，有明确纪年的有18件，其抄写格式和内容注记也有个别差异，尤其是在书式和用词上，敦煌籍与吐鲁番籍还是有明显不同[5]，这为确定BD16147A《户籍》的年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。

表1 敦煌吐鲁番所出开元户籍对照表[6]

如表所示，自开元元年癸丑（即先天二年，713）、开元四年丙辰、开元七年己未、开元十年壬戌、开元十三年乙丑、开元十六年戊辰至开元十九年（731）辛未，都有相应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发现，体现出唐代造籍的连续性和完整性，正好佐证了唐代“诸户籍三年一造”[7]，“造籍以季年（丑、辰、未、戌）”[8]的制度规定。但在此后的开元二十二年甲戌，唐代并没有造籍，而从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乙亥开始，产生了一个新的三年一造籍的年次，即寅、巳、申、亥[9]。吐鲁番发现的D205v《唐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》（干支辛巳）、敦煌发现的《唐天宝三载（744）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》（干支甲申）、S.4582《唐天宝六载（747）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□□里籍》、P.2592+P.3354+罗振玉旧藏+S.3907+羽24R《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》（干支丁亥），表明“孟年（寅、巳、申、亥）造籍”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按部就班地实行。不过，从Ch.1455《唐至德二载（757？）交河郡户口损益帐》所见“天拾叁载籍” [10]（干支甲午）、S.514《唐大历四年（769）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》中所见“乾元三年（760）籍”（干支庚子）、“转前籍”（即大历元年籍，干支丙午）和大历四年手实（干支己酉）来看[11]，唐代的造籍年份最迟在天宝十三载（754）又一次发生了变化，即变更在仲年（子、卯、午、酉）造籍[12]。按唐制，“每定户以仲年。子、卯、午、酉。造籍以季年。丑、辰、未、戌。”[13]说明开元时期确定户等也是三年一次，且定于“仲年”进行，提前为来年的造籍工作做好准备。但自754年以后，原本唐令规定的“定户”之年，很可能成为新的造籍年次。

现在来看BD16147A的定名与定年。该件第1行“开元十八年帐后貌减□□（就实）”和第3行“开元十八年帐后漏附”提供了相关信息。我们知道，开元十八年（730）干支庚午，不是造籍之年，所以这里提到的“帐”只能是开元十八年编造的计帐[14]。计帐与手实一样，每年都要修造[15]，且成为“季年”造籍的重要依据。正因为此，新造定的户籍往往要涵盖此前三年中一年一造的计帐信息，以便更为准确地反映三年间人口的变动和年龄增减情况。比如P.3877《开元四年籍》中收录了沙州敦煌县慈惠乡开元二年帐后死和开元三年帐后出嫁、迎娶的人口。换言之，开元二年计帐造定后的死亡人口以及开元三年计帐修造后的新增口（迎娶）和新减口（出嫁），都要在开元四年籍中有所反映。同样道理，悬泉乡在开元八年的帐后漏附和开元九年帐后点入的新口，在P.3898《开元十年籍》中亦有反映。吐鲁番出土的户籍文书也是如此。阿斯塔那228墓所出《唐开元十九年（731）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》中，同样收录了开元十七年计帐造定后的“随团括附”和开元十八年计帐修造后的人口异动情况。由此看来，BD16147A《开元户籍》中，能够涵盖开元十八年“帐后貌减”和“帐后漏附”信息的，只能是开元十九年籍了。又第1行“转前籍”的貌阅术语表明该件的属地是敦煌籍（详后）。综合以上信息，可将BD16147A定名为《唐开元十九年（731）沙州敦煌县籍》。

就内容而言，此件户籍虽然仅存4行，但对了解唐代户籍的编造及其格式仍有参照意义。比如前三行中的“空”字，即以下空白之意，“表示每项的内容没有补充和变动”[16]，目的是为防止他人蓄意“窜改补记”，池田温认为是盛唐户籍形式完备之例的典型体现[17]。

又如第1行“不课户”，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令云：“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。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，无课口者为不课户。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下、老男、废疾、妻妾、部曲、客女、奴婢，皆为不课户。”[18]就性质而言，开元二十五年令其实是此前唐令（如开元七年令、武德令等）的集大成之作，因而对于公元737年之前的开元时代具有普遍的适用与指导意义。比如关于“课户”的规定，开元二十五年令曰：“诸课户一丁租调，准武德二年之制。”[19]即言课户承担的租调，遵照武德二年高祖之制实行。《唐会要·租税上》曰：“武德二年二月十四日制，每丁租二石，绢二丈，绵三两。自兹以外，不得横有调敛。”[20]不难看出，唐令规定的课户是指户内有课口者，而课口又指承担租调的丁男。按照唐武德令、开元七年令和开元二十五年令的规定，男女十六岁为中，二十一为丁，六十为老[21]。以此来对照，索崇贞作为户主，身份是18岁的中男，尚未到成丁之年（21岁），其户内两名女口即母氾氏和妻氾氏均为不课口，另一口“弟”的信息虽然已残，但论其年龄也不超过18岁，自然也是不课口。因此，基于“无课口者为不课户”的原则，索崇贞户内没有课口，理应属于不课户之列。

再看第3行“中男妻”，这是户主妻氾氏的身份标注。氾氏原本16岁，属于“中”的年龄，但因氾氏已经婚配，嫁给身为中男的户主为妻，其身份也由原来的“中女”一跃而变为“中男妻”。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中，经常可以看到丁妻、老男妻、职资妻、卫士妻的标注[22]，但明确标明“中男妻”者，目前仅此一见[23]。若将中男妻、丁男妻（丁妻）、老男妻纳入丁中制度中统一审视，不难看出唐代出嫁女子的身份都是从属男子的丁中命名的[24]。至于卫士妻、职资妻的标注，显然是依附丈夫的身份而衍生的说法。另一方面，“帐后附”是唐代籍帐中新口著录的重要方式，这在氾氏的入籍中有生动反映。氾氏是户主新娶的女口，在户籍中登录事实上要经历“入帐”和“入籍”两个步骤[25]。即先是作为遗漏的新口著录在开元十八年的计帐中，此谓“入帐”。至开元十九年，干支辛未，依制是造籍之年，故而此前“入帐”的信息被如实编入户籍中，但保留了“开元十八年帐后漏附”的注记，最终完成了氾氏的“入籍”工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户主索崇贞的身份注记还提供了一条唐代貌阅年龄的信息。现知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中有关貌改年龄的记载共有15条（参见表2），而此件《开元十九年籍》则保存了盛唐时期关乎“中男”的貌阅材料。从“转前籍年十九”的信息来看，索崇贞的籍年曾经出现过“诈老”的作伪问题。按照池田温的理解，“转前籍”是说以“前籍”（开元十六年籍）为据，“推算并登录（转载）三年后本籍的年龄”[26]。据此，开元十八年，索崇贞的实年是17岁，但籍帐登录为18岁。该年造计帐时，在查验容貌和籍年信息中发现户主年龄虚增1岁，因而在著籍时减少1岁以“就实”，即通过“订正以前记错了的年龄”[27]来确定户主的真实年岁。

那么，索崇贞为何要将年龄虚增1岁呢？以往学者讨论貌阅时通常将“五九”（十九、四十九、五十九、七十九、八十九）与“三疾”（残疾、废疾、笃疾）联系起来，这是县令“亲自注定”的两项重要内容[28]。“五九”关乎年龄，而“三疾”事涉疾病，两者与入丁、老、疾及是否承担课役、是否享受国家给侍密切相关。但索崇贞的“诈老”似乎另有所图。比如开元十八年，索崇贞将年龄由17岁改为18岁，很可能是出于受田的考虑。按照唐代田令的规定，“凡给田之制有差：丁男、中男以一顷。中男年十八已上者，亦依丁男给。”[29]换言之，18岁以上的中男与丁男一样，可受田100亩。但与丁男相较，中男又不交纳租调及承担正役，因而可以获得不少实惠和好处。正由于此，户主索崇贞才将年龄增加1岁，期望早日享有国家对18岁以上中男赋予的权利。我们注意到，敦煌所出《唐天宝六载（747）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》中，程思璟和程庭瓌两名小男，他们在天宝五载窜改了年龄，前者由15岁改为19岁，后者由14岁改为19岁（参见表2），考虑到天宝时代中男的年龄是18-22岁[30]，这两位程姓男子的年龄作伪，可能也是出于受田的考虑。这样看来，在唐令的规范下，18岁成为中男开始受田的标志，因而也是县令貌阅中特别重视的关键年龄。

前已提及，在貌阅信息的标注中，敦煌籍与吐鲁番籍的用词明显不同。敦煌户籍中的术语，无一例外的是“转前籍”，这不仅在前举《唐开元四年（716）沙州慈惠乡籍》（P.3877）、Дχ.476+Дχ.6058+Дχ.5937《唐开元七年（719）沙州敦煌县龙勒乡籍》和《唐开元十年（722）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》（P.3898）中有明确体现，而且在《唐天宝六载（747）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》和《唐大历四年（769）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》中也有生动反映。因而可以说，“转前籍”作为敦煌户籍文书中特有的貌阅术语，已成为区分敦煌籍和吐鲁番籍的重要语辞。

相比之下，吐鲁番所出户籍文书中，有关貌阅的标注通常用“○○○年籍”来说明，有时也加上“准”字。如前举大谷文书3291《唐开元十三（725）年西州籍》：

[31]

这里“准”是指以……为标准之意。若以开元十三年籍中59岁作为标准，则开元十六年该男口已是62岁的老男了，这与户籍中“年伍拾玖岁”、“白丁”的年龄与身份信息显然相左。说明开元十三年该男子的实年为56岁，但为了“诈老”即早日进入老男，冒然虚增3岁，以便来年入老，进而免除国家的各种赋役。或可参照的是，阿斯塔那228号墓所出《唐开元十九年（731）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》云：

7 姑汉足，年柒拾玖岁，老寡，开元拾陆年籍柒拾玖岁，其[年]帐后貌减叁年就实。[32]

显而易见，汉足作为丧失配偶的老寡女口，开元十六年的真实年龄是76岁，但为了早日享受“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，给侍丁一人”[33]的给侍待遇，特将年龄改为79岁。这次窜改年龄的“诈老”行为，在当年的貌阅中被核查出来，最终貌减3岁以“就实”。无疑，这是县令亲貌形状，严格控制“五九”年岁增减的又一事例。

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中，还能看到由“小男”入“中男”时年龄诈伪的情况。阿斯塔那508号墓所出《武周圣历元年（698）西州柳中县籍》云：

[34]

若以证圣元年（695年）9岁为据，则三年后该男口12岁，这与户籍中“拾陆岁”、“中男”的信息明显不符，正说明其实年与窜改的年龄有4岁之差。万岁通天二年（697）县令貌阅时，发现该男子将15岁改为11岁，其目的是为了规避来年的“入中”（即16岁进入中男），寄望继续保持小男的身份。又前举Дχ.5937《唐开元七年（719）敦煌县龙勒乡籍》云：

2 男仁本年壹拾柒岁，中男，转前籍年十四，开元五年帐后貌加就实，空。[35]

这里“转前籍年十四”，即根据开元四年籍来推算仁本三年后的年龄是14岁，这与开元七年籍中的真实年龄相差3岁。开元五年仁本的实年为15岁，但为了逃避来年“入中”，遂将年龄改为12岁。相同的情况还见于《唐天宝六载（747）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》中的卑仙昭，他在天宝四载将实年17岁改为14岁，由于天宝时代中男的始年是18岁，所以此次卑仙昭的改年，显然也是出于规避翌年“入中”的考虑。至于大历二年（767）赵明奉将年龄由24岁改为18岁，乃是逃避来年“入丁”的习惯性做法，因为自代宗广德元年（763）七月始，男子的成丁年龄已改为25岁了[36]。

表2 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所见貌改年龄表

注释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纪日序事：中古历日社会文化意义探研”（16BZS058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[1]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第145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12，第197页；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·条记目录》，第69—70页。

[2]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第145册，第197页；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·条记目录》，第69页。

[3] 《旧唐书》卷四八《食货志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，第2089页。

[4] 李林甫等：《唐六典》卷三《尚书户部》，陈仲夫点校，中华书局，1992，第74页。

[5] 日本学者池田温在《户籍的外形与书式》中对沙州籍与西州籍的书写差异做过概括，大体涉及户主的书写、丁中记载、官名、前籍与前帐的区别、课户见输、受田及相关的地段位置、四至和地积单位、纸缝注记等方面。参见[日]池田温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龚泽铣译，中华书局，2007，第95页。

[6] 本表收录的仅是有明确纪年的开元户籍，其他一些没有纪年的开元户籍残片，参见[日]池田温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龚泽铣译，第109—115页。

[7]《唐会要》卷八五《籍帐》，中华书局，1955，第1559页。

[8]《唐六典》卷三《尚书户部》，第74页。

[9] 荣新江：《〈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〉残卷研究》，《西域研究》1995年第1期。

[10] [日]池田温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龚泽铣译，第119页。

[11] 从内容来看，《大历四年手实》主要登录每户的人口和受田情况，其后并无体现手实性质的“保证辞”。各纸骑缝处有“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”字样，如将“手实”替换为“籍”字，那么显而易见，769年手实的内容和格式与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完全相同，因此准确来说，《大历四年手实》的性质实为户籍。

[12] 赵贞：《唐代户籍研究的新进展——以孙宁〈唐代户籍编造史稿〉为中心》，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》第21卷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0，第343—350页。

[13]《唐六典》卷三《户部郎中员外郎》，第74页。

[14] 池田温指出，“西州籍即便是在造籍年所作，也不写‘某年籍后’，而记为‘某年帐后’。……手实计帐不管是否是造籍年，原是连书制成的，在造籍的时候以供参考，所以在注记中当然无妨全都用‘某年帐（手实计帐）后’字样以求一致，这不过是敦煌与西州之间书式上的不同而已。”宋家钰也认为，西州户籍上多记某年帐后，极少记某年籍后，可能是当地籍帐的管理、户口的登记与敦煌县不同。因此，根据池田温和宋家钰的理解，如是造籍之年，吐鲁番户籍文书中的“某年帐后”等同于“某年籍后”；如非造籍之年，“某年帐后”只能指当年的计帐，而非户籍。参见[日]池田温：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龚泽铣译，中华书局，2007，第101页；宋家钰：《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8，第96页。

[15] 宋家钰认为，根据唐户令造籍的规定，每三年造户籍时，要向民户责收手实。因此，手实一般也是适应户籍编造的需要，每三年责收一次，而并非一年一造。参见《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》，第93页。

[16] [俄]丘古耶夫斯基：《敦煌汉文文书》，王克孝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，第183页。

[17] [日]池田温：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龚泽铣译，第94页。

[18]《通典》卷七《食货七》，中华书局，1988，第155页。

[19]《通典》卷六《食货六》，第107页。

[20]《唐会要》卷八三《租税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55，第1530页。

[21] [日]仁井田陞原著，栗劲等编译：《唐令拾遗》，长春出版社，1989，第133—134页。

[22] 此类材料较多，不胜枚举。比较典型的是，《唐天宝六载（747）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》中“程思楚户”，该户在籍人口18人，其中职资妻3人，卫士妻2人，丁妻2人。又《唐大历四年（769）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》赵大本户中，“妻孟年陆拾玖岁，老男妻”。

[23] 阿斯塔那35号墓所出《唐神龙三年（707）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》康禄山户“口大小总九”，其中有“中妻一”，张荣强怀疑此“中妻”或许是该户“中男”的妻子。又《永徽二年（651）后西州某乡户口帐（草）》对已婚女子的分类统计中有“口廿一，□男妻”的条目，张荣强认为符合条件的恐怕只有“中男妻”，这或许是西州亦有“中男妻”的一种佐证。但明确登录“中男妻”者，仅见于敦煌所出的BD16147A。参见张荣强《唐代吐鲁番的“丁女”与敦煌籍的成年“中女”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1年第1期。

[24] 张荣强：《唐代吐鲁番的“丁女”与敦煌籍的成年“中女”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1年第1期。

[25] 实际上，包括2—3岁黄口幼儿的著录，往往也要经过“入帐”和“入籍”两个环节，最后通过“帐后附”的形式登录户籍。参见赵贞：《唐代黄口的著作与入籍——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》，《西域研究》2017年第4期。

[26] 最近，高明士先生又提出了新的解释，他认为“前籍”是指三年前户籍登录的年龄，“转前籍”则是帐后貌阅的年龄。以《开元十年（722）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》为例，郭思宗为22岁的卫士，“转前籍年廿一，开元八年帐后貌加就实”。高氏认为，开元八年貌阅后郭思宗的年龄是21岁，这就是“转前籍年廿一”的含义。如此，郭思宗在开元十年的年龄是23岁，这与籍年22岁及“貌加”信息相矛盾，高氏由此怀疑“貌加”或是“貌减之误”，此不取。参见 [日]池田温：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龚泽铣译，第97页；[日]池田温：《现存开元年间籍帐の一考察》，《东洋史研究》35卷1号，1976，第46—83页（中译文参见姜镇庆译《现存开元年间籍帐之考察》，铃木俊、山本达郎等著《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》，甘肃教育出版社，1992，第277—316页）；高明士：《唐代的籍年与貌定》，《唐研究》第20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，第131—143页。

[27] [日]池田温：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龚泽铣译，第97页。

[28] 有关隋唐“貌阅”的研究，学界成果颇多，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、池田温和砺波护，中国学者朱雷、宋家钰、高明士和张荣强。参见[日]曾我部静雄：《貌阅考》，《东洋史研究》新第一卷，第3号，1945，第131—141页；[日]池田温：《现存开元年间籍帐之考察》，姜镇庆译，《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》，第277—316页；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第96—99页；[日] 砺波护：《隋の貌阅と唐初の食实封》，收入氏著《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》，京都，同朋社，1986，第249—291页；朱雷：《唐代“手实”制度杂识——唐代籍帐制度考察》，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》第5期，1983年，收入氏著《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，第105—122页；宋家钰：《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8，第88—101页；高明士：《唐代的籍年与貌定》，《唐研究》第20卷，第131—143页；张荣强、张慧芬：《新疆吐鲁番新出唐代貌阅文书》，《文物》2016年第6期。

[29]《唐六典》卷三《户部郎中员外郎》，第74页。

[30] 天宝三载（744）十二月，玄宗诏敕曰：“自今已后，百姓宜以十八已上为中男，二十三已上成丁。”参见《唐会要》卷八五《团貌》，第1555页。

[31] [日]小田义久编《大谷文书集成》第2卷，京都，法藏馆，1990，第69页。

[32]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8册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，第403页。

[33]《唐六典》卷三《户部郎中员外郎》，第79页。

[34] 该件文书整理者定名为《武周万岁通天二年（697）帐后柳中县籍》，有欠准确，荣新江修正为《武周圣历元年（698）西州柳中县籍》，此从之。参见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7册，文物出版社，1986，第218页；荣新江《〈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〉残卷研究》，《西域研究》1995年第1期。

[35] 此件编委会定名为《唐开元五年（717）沙州敦煌县龙勒乡籍》，有欠准确。丘古耶夫斯基定为《开元七年（719）敦煌县龙勒乡户籍残卷》，应是，此从之。参见《俄藏敦煌文献》第6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，第305—307页；[俄]丘古耶夫斯基：《敦煌汉文文书》，王克孝译，第70—72页，图1（3）。

[36] 《唐会要》卷八五《团貌》载：“广德元年七月十一日敕文，天下男子，宜二十五岁成丁，五十五入老。”第1555—1556页。

来源：包伟民、刘后滨主编： 《唐宋历史评论》第十 辑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3年